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簡史

　　概說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寶庫中，詩歌是最為璀璨奪目的一顆明珠。中國詩歌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如果從《詩經》算起，已經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詩歌一直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緊密相關。古代祭神、節慶的時候，要唱詩祈福、祝愿；朋友聚會或離別時，要作詩言歡、贈詩惜別；青年男女談戀愛時，也常以詩歌相與贈答、互訴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勝古跡，人們往往要題詩贊美。唐宋以后，科舉考試也要考做詩，詩做得好，還可以得到功名，獲得做官的資格。而且，自先秦開始，就有“詩緣情”、“詩言志”的傳統，歷代詩人都喜歡用詩歌來述懷、抒情，表達對自然、社會、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來，中國詩壇涌現出眾多杰出的詩人和優美、感人的作品，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一直延續不斷，成為我們今天引以為豪的精神財富。

　　下面就讓我們漫步在歷史畫廊中，回顧一下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光輝歷程，了解其偉大的藝術成就。

　　先秦兩漢詩歌

　　詩歌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代，沒有文字，只有在口頭上唱的歌謠。這些

　　歌謠往往和先民的勞動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關，是配合著音樂舞蹈的。但是由于沒有文字的記錄，所以我們今天難以窺見其歷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為了制禮作樂，曾派采詩官在春秋兩季到各地搜集歌謠，貴族們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獵、諷諭等目的也作詩、獻詩，這些詩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被編輯成了《詩》。《詩》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紀）大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稱為《詩三百》，漢代以后稱之為《詩經》。《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中國詩歌最早的、最為重要的一個源頭。其中的作品按照音樂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共有周南、召南、邶、鄘、衛、鄭、齊、魏、唐、王、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個諸侯國的民間歌曲160首，又稱十五“國風”。“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共有105篇。“雅”又因產生的時代和樂調的不同，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時代的作品；小雅則多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頌”是用于宗廟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詩經》的表現內容較為豐富。“雅”、“頌”中有些作品帶有“史詩”的性質，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但《詩經》的精華在于十五“國風”。“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歌唱愛情，贊美勞動，揭露現實，是“國風”中最為動人的主題。如《詩經》第一篇《關雎》，就是一首纏綿悱惻的情歌，開了中國愛情詩的先河。《詩經》的表現手法豐富多彩，后人曾經歸納為“賦、比、興”。“賦”是鋪陳敘述，“比”是比喻，“興”是起興。《詩經》在句式上以四言詩為主，章法復沓，回環往復；語言上雙聲、疊韻的現象比較普遍，修辭巧妙，韻律和諧。但是，《詩經》對后世最大的影響在于后來漢儒借《詩經》所闡發的“詩言志”、“美刺”、“比興”以及“溫柔敦厚”的詩教觀，一直被歷代詩人奉為創作圭臬。

　　中國詩歌的另一源頭是《楚辭》。《楚辭》是在戰國后期南方的諸侯國楚國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新詩體。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國的一個沒落貴族，曾任三閭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懷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對內主張“舉賢授能”，變法圖強；對外主張聯齊抗秦。后因遭到貴族保守派的讒害排擠，被楚懷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愛國之心不改，把滿腔的郁悶寫成了一首首感情濃烈、文辭華美的詩篇。他后來看到楚國必將滅亡，人民水深火熱，而他又無力回天，遂自投汨羅江而死。他是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影響最為深遠的愛國詩人。現在能夠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離騷》、《天問》、《九歌》等。其中《離騷》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藝術成就。在這首中國詩歌史上最長的抒情詩里，屈原反復傾訴了對國家的熱愛，謳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達了自己決不同腐朽勢力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兩句發自肺腑的詩句，成為后世無數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聲。《九歌》是屈原根據楚地民間祭祀樂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組詩歌，或寫人對神的禮贊傾慕，或寫神靈間的眷念、愛情，語言優美，情思憂傷。《楚辭》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詩經》別樣的詩歌美學風格，以其波蕩洶涌的感情，奇幻瑰麗的想像，鋪陳華美的語言，勃發出極強的浪漫色彩和藝術感染力，成為中國詩歌發展的又一重要源頭。

　　漢代詩歌，有直接從《詩經》而來的四言體，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現優秀的作品；有運用《楚辭》形式寫成的“楚歌”體，亦少有創新。漢代詩歌的新成就集中體現在漢樂府和漢末文人詩《古詩十九首》中。

　　漢樂府的產生和漢代音樂機構－樂府關系密切。史載秦漢立樂府，但樂府的真正繁榮自漢武帝始。它的職責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樂演唱。后來人們

　　便把樂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樂府詩”、“樂府歌辭”。漢樂府繼承《詩經》反映現實的優秀傳統，多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它們反映的社會生活相當廣闊，尤多抒寫下層勞動人民生活和情緒的作品。如《東門行》、《婦病行》等，寫人民的困苦；《戰城南》、《十五從軍征》等，寫戰爭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有所思》、《上邪》、《公無渡河》等，則歌詠了男女間誠摯堅貞的愛情；《陌上桑》贊美了平民女秦羅敷的美麗和智慧，諷刺了貴族官僚的荒淫無恥；《焦仲卿妻》則是封建家長干涉青年婚姻所釀成的一個悲劇。漢樂府民歌語言樸素自然，活潑生動，且時有真率稚氣。它們句式多樣，以五言為主，是中國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一次創新。五言詩的標志是“二三”節拍，較之《詩經》的“二二”節拍，抑揚頓挫，韻律上更優美，表情達意也更豐富、自由。

　　隨著漢樂府的流行，文人開始仿作五言，到漢末便呈現出五言詩大興的局面。這是中國詩歌史上民歌影響文人創作的一件值得彰明顯著的大事。漢末的許多五言詩，因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晉代以后就被稱為《古詩》，其中有十九首被蕭統編入《昭明文選》，代表了當時五言詩創作的最高成就。《古詩十九首》主要表現了夫婦、朋友間的離情別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還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東漢后期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環境下知識分子的心態。哀怨雖深，卻平平說出，娓娓道來。語言淺近自然，詩境清和平遠。后人把它們奉為五言抒情詩的典范，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如劉勰譽之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龍·明詩》），鐘嶸稱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詩品》）。

　　魏晉南北朝詩歌

　　建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文人五言詩創作的繁榮時期。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劉楨、徐干、陳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們一掃漢末文人的頹唐，通過親身體驗，學習樂府民歌來反映國家的喪亂和人民的苦難，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他們的不少詩篇，還表現了企求乘時建功立業、有所作為、名垂青史的奮發精神，大多情懷慷慨，意氣風發，才調縱橫。語言上深受樂府民歌影響，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剛健的風格。后人把建安詩歌這種建筑在慷慨情懷基礎上的爽朗剛健的風貌，稱為建安風骨，或者稱之為漢魏風骨。唐代詩人曾經把追求建安風骨當作革新詩風的一個有力口號。

　　曹植在建安詩人中年齡最小，藝術成就卻最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愛，縱情任性，風流不羈；后期名為藩王，實際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懷憂懼之心。他才華橫溢，寫詩頗多，通過各種題材，采用直寫、比喻、象征等藝術手法，多方面抒寫其內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在內容之深邃和藝術之精湛兩方面，均超邁前人，鐘嶸《詩品》譽之為“詩中之圣”，成為后世文人五言詩創作的一個新范型。

　　建安文學之后出現了正始文學，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晉易代之際，為了反對司馬氏集團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爭，詩文均憤世嫉俗，最終招致殺身之禍。阮籍不敢公然反對，外表佯狂放誕，內心十分痛苦。其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遠紹《小雅》、《楚辭》，近承《古詩十九首》，受“言不盡意”玄學思想和險惡政治環境的影響，大多采用比興象征的手法，寫得隱晦曲折，意旨遙深，歸趣難求，創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詩歌進行抗爭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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