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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NKI的國內檔案學博碩士畢業(yè)論文研究論文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國內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為例，全面分析了學位論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窺國內檔案學博碩士的學術視野及其在學術界的影響。本研究建議各高校重視研究生科研能力培養(yǎng)問題及學位論文開放獲取問題，同時建議國內檔案學界加強與其他學科的交流。
關鍵詞：博碩士學位論文；檔案學；引薦分析法；Dh指數(shù)；文獻計量
作為博碩士多年學習成果的結晶，每篇博碩士學位論文或多或少總有創(chuàng)新之處，蘊藏著一些有價值的學術思想。而且作為完整的學位論文通常須系統(tǒng)性征引大量國內外相關文獻，故經由眾多博碩士集體鑒賞、評估的研究主題、參考文獻等信息對我們探測學術前沿非常有價值。開發(fā)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源不僅能夠揭示博碩士的學術貢獻，促進學術界的知識交流與共享，也能夠提升學位授予機構的學術影響力。本文以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為出發(fā)點，綜合運用文獻計量、內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種方法，從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國內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題。
1 數(shù)據(jù)來源及方法
筆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國知網博碩士數(shù)據(jù)庫中檢索了有關數(shù)據(jù)，將學科專業(yè)名稱限定為“檔案學”，時間段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數(shù)據(jù)采集過程中，不僅采集了全部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文）的題錄信息，還采集了高影響力學位論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學位論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題錄信息的過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獻導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導師、學校等信息，然后從網頁上抓取每篇論文的被引次數(shù)、下載次數(shù)等數(shù)據(jù)，接引信息。在采集題錄信息的過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獻導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導師、學校等信息，然后從網頁上抓取每篇論文的被引次數(shù)、下載次數(shù)等數(shù)據(jù)，接著用自編程序將屬于同一篇文獻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過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數(shù)大于等于5的學位論文的2389條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學位論文的7632條參考文獻信息。
本文通過分析學位論文的參考文獻研究檔案學博碩士的學術視野，通過分析引用學位論文的施引文獻來觀察學術界對有關成果的關注度，這兩個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檔案學博碩士的學術興趣和影響力。分析高頻引證行為可揭示施引者視角的學術交流圖景，同時客觀地評估被引對象的真實學術影響，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時采用引薦分析法[1]，將引薦閾值設為2，即施引者對同一對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視為一次引薦。將《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中國檔案》《蘭臺世界》《浙江檔案》《北京檔案》《檔案管理》《檔案與建設》《山西檔案》等檔案類北大版核心期刊在CSSCI數(shù)據(jù)庫中的被引數(shù)據(jù)進行整合，運用h指數(shù)批量統(tǒng)計法[2]得到檔案學界全部主流學者的領域內h指數(shù)，以此作為表征作者學術地位的指標。在分析學位論文的學科影響力時，采用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的學科分類對有關期刊進行標注。
2 學位論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學位論文的施引與被引情況可了解檔案學博碩士的學術視野及被認可程度，本節(jié)從文獻類型、引文文獻的作者、期刊學科類型、學位授予單位等方面進行論證。
2.1 文獻類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學位論文的參考文獻并統(tǒng)計其類型及次數(shù)，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圖書（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學位論文（465次），這顯示出檔案學博碩士在消化吸收知識方面的文獻類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學位論文被引文獻并統(tǒng)計其類型及次數(shù)，得到學位論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會議文獻（43次），這揭示了學位論文成果的市場影響特征。從上述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博碩士所引用的文獻類型比較豐富，但中文期刊論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時也少量引用了博碩士論文、英文期刊和圖書；而學位論文的消費者主要是博碩士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與情報類學位論文相比，檔案學學位論文所引的英文文獻數(shù)量明顯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為研究對象分析學位論文的引薦和被引薦情況，采用Dh指數(shù)標記其學術地位，以探討檔案學博碩士所關注學者與所影響學者這兩類群體的學術影響力差異。
2.2.1 參考文獻作者分析。為探討學位論文作者的學術偏好，需對其引用學者的學術地位和被引次數(shù)進行分析。將樣本中全部學位論文參考文獻中的作者信息進行匯總，統(tǒng)計作者的被引次數(shù)和被引薦次數(shù)，用Dh指數(shù)表征其學術地位，最后得到樣本（136篇）學位論文高度關注的學者名單，如表1所示。
據(jù)任紅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檔案學來源期刊的被引數(shù)據(jù)進行的研究，被引次數(shù)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響力學者依次為：馮惠玲、何嘉蓀、胡鴻杰、周毅、傅榮校、安小米、丁華東、何振、張輯哲、王英瑋、張照余、周耀林。這與利用學位論文引證數(shù)據(jù)得到的表1榜單有較大差異，兩份名單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體標識。這兩份榜單揭示了檔案學高影響力學者群體在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中的影響力差異。結合表1數(shù)據(jù)和學位論文題錄信息可知，由于論文選題等原因，博碩士引用較多的學者除業(yè)內高影響力學者外，還參考了其導師的有關成果。此外，表1所列學者大多與中國人民大學有較深的學術淵源，如馮惠玲、黃霄羽、鄧紹興、胡鴻杰、安小米、李揚新、張會超等，這印證了中國人民大學在檔案學界的強大影響力。
2.2.2 施引者分析。為分析學位論文的影響力，需對施引者的學術地位和引證行為的有效性進行評價。本文用Dh指數(shù)表征施引者的學術地位，用引用次數(shù)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為界定高頻施引者，即引薦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數(shù)較高且被引薦次數(shù)≥2的學位論文所影響到的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數(shù)與h指數(shù)一樣都和研究者的資歷正相關，我們借助Dh指數(shù)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學術影響力較小且資歷較淺。這說明即使是高影響力學位論文也尚未得到業(yè)內主流學者的重視。對比表1和表2數(shù)據(jù)可知，博碩士所引薦群體的學術資歷要比引薦博碩士論文群體的深。這說明盡管博碩士在撰寫學位論文時參考了許多高影響力學者的成果，但其產出的學位論文的影響力偏弱，僅能影響少數(shù)學術地位較低的學者。
2.3 學科影響力分析。對學位論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學位論文的期刊進行統(tǒng)計，并利用自編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的學科分類對這些期刊進行標記，得到這些期刊所屬的學科，所得部分數(shù)據(jù)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TOP10學位論文引用期刊全部為中文檔案類期刊，其中8家期刊為2014年北大版核心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數(shù)據(jù)可知，學位論文引用頻次較高的其它期刊多屬于圖書館事業(yè)、情報學。這說明檔案學學位論文征引較多的是中文檔案類論文，也參考了一定數(shù)量的中文圖書館學、情報學論文，但對外文成果的關注不夠。
從被引數(shù)據(jù)看，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蘭臺世界》《辦公室業(yè)務》等檔案類非核心期刊引用，而來自本專業(yè)核心期刊的引用相對較少。除此之外，學位論文還被圖書館事業(yè)、信息事業(yè)、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自動化技術、計算機技術等領域的期刊少量引用。這說明學位論文的參考價值有限，跨學科影響力較弱。
綜合分析學位論文的參考文獻數(shù)據(jù)和被引數(shù)據(jù)，我們不難看出國內檔案學博碩士在與其他學科的學術交流方面較為保守，學術視野不夠開闊，需加強對其他學科成果及檔案學國外成果的關注和利用。這與王新才[4]等給予檔案學核心期刊參考文獻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2.4 學位授予機構分析。為探討檔案學學位授予機構的學術影響力，本文嘗試分析學位論文廣受關注的高校和重視利用學位論文成果的高校。匯總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響力學位論文的被引信息（單篇論文被引次數(shù)≥5），得到各學位論文授予機構在CNKI數(shù)據(jù)庫中展示出的學術影響力，如表4所示。為深入探討各高校對學位論文成果的關注和利用情況，本文還從學位論文施引角度進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學位論文的施引信息相當于建立小型專題引文庫，工作量很大，故本文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學位論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況下，安徽大學、黑龍江大學、山東大學、云南大學、南昌大學、遼寧大學、鄭州大學、吉林大學、福建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蘇州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的學位論文在校內外均產生較大的影響，而且重視利用檔案學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檔案學界關注的高校重合度較高。這些在檔案學博碩士中產生一定影響的高校均較為重視利用檔案學學位論文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學位論文的開放獲取對提升學位授予機構的學術影響力有著積極影響。
3 分析與討論
3.1 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
3.1.1 CNKI收錄學位論文信息不全。從收錄的院校來看，武漢大學有26篇，中國人民大學只有4篇，而南開大學的學位論文沒有被收錄。從收錄的時效性來看，近兩年的文章數(shù)有所下降，這與學位論文呈現(xiàn)上升趨勢有一定的沖突，說明近兩年的學位論文還沒有全部上傳。此外，本研究還發(fā)現(xiàn)CNKI所提供的學位論文參考文獻有時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檔案學學位論文的創(chuàng)新性較差。學位論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獻，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學位論文的文獻多為學位論文，且施引者的學術地位普遍較低。這與楊奕虹等[5]認為我國博士學位論文的被引率普遍較低的觀點是一致的。這說明檔案學博碩士參考了大量文獻撰寫出的學位論文并未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可，這可能意味著很多學位論文缺乏創(chuàng)新，而這正是導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檔案學學科相對封閉。學位論文所征引的期刊多為檔案類期刊，而引用學位論文的期刊也多為檔案學期刊。此外，關注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的高校與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影響到的學校高度一致。這說明檔案學科相對封閉，很少參考其它領域的成果，其影響力尚未輻射到其他領域，而知識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幾所高校間。
3.2 對策與建議。
3.2.1 針對數(shù)據(jù)收錄不全的問題，建議有關方面加大學位論文數(shù)據(jù)開放及整合力度。從本文的研究來看，不發(fā)布、延遲發(fā)布或僅發(fā)布少量學位論文會直接影響高校的實際學科影響力。從長遠看，將學位論文深鎖閨中不僅會降低學位論文的學術影響力，進而影響高校的學術聲譽，同時也會由于缺乏外界的評判和反饋而導致學位論文質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應重視學位論文的開放獲取問題，這不僅有助于促進學術交流，也能對廣大師生進行有效的激勵，從而提升本機構的學科影響力。此外，針對部分數(shù)據(jù)缺失問題，建議各方盡量提高專業(yè)化服務水平，縮短數(shù)據(jù)更新周期，加強數(shù)據(jù)校驗，減少學位論文數(shù)據(jù)缺失現(xiàn)象。
3.2.2 各高校應重視并加強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養(yǎng)。各高校應加強對研究生的要求，導師也應在日常的學術研究中多鼓勵研究生從事創(chuàng)新性探索，研究生也應有緊迫感，廣泛閱讀中外文文獻，開闊視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進而從根本上提高學位論文的“含金量”。
3.3.3 檔案學科應加強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國內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較多地參考自身成果也屬正常現(xiàn)象。但任何學科只有不斷地從其他學科汲取營養(yǎng)才能發(fā)展得更好，因此檔案學應加強與他學科的交流借鑒，提升本學科的可見度和影響力。正如盧小賓、高歡[6]所建議的那樣，檔案學需要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學科領域中相關學科的相互交叉、滲透，拓寬檔案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范圍，提升檔案學研究的綜合性，此外還應當吸收社會學、 生物學與計算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4 結語
本研究發(fā)現(xiàn)學位論文是否開放直接影響到研究生群體對朋輩學術成果的感知和利用，這無疑會影響其對各高校的專業(yè)實力和聲譽的判斷，建議各高校認清專業(yè)成果共享對推動學科發(fā)展及提升本機構專業(yè)影響力的重要性，重視學位論文及機構知識庫的開放利用問題。本文還發(fā)現(xiàn)檔案學學位論文的學術影響力偏弱且局限于檔案學學科，建議廣大博碩士加強對國內外檔案學及其它學科成果的學習利用。
博碩士學位論文屬于灰色文獻，較難獲取。目前國內尚無任何機構能夠完整收錄全部學位論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條件，本文利用收錄相對較全的CNKI博碩士學位論文庫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樣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檔案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收錄不全，如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且博士論文一共只有13篇，這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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