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工作者調解之見心得體會

　　調解是因主體的不同而分為行政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形式。作為法院等實務部門所指的調解一般是由法官參與并主導或單獨或聯合其他相關力量如村委會主任、名望老人及黨委和政府對社會糾紛進行的調解。我們一般意義指稱的司法調解更多的是有法官主導，相關當事人參與的訴前調解、訴中調解為主。調解因為其糾紛解決的柔性，成本的低廉性與結果的可接受性而為司法所當下司法所青睞。調解不僅是一種司法中的策略和糾紛解決技術，更是一種鑲嵌在中國傳統與文化長廊中的一顆明珠，是屹立和綻放在神州的一顆“東方之花”。找尋和發現深嵌在傳統與文化底處的調解不僅有助于更加深刻認識和理解調解制度的意義和使命，更有助于我們認知調解的未來并為國家正式司法制度所借鑒和吸納。檢視調解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不僅是對調解來龍去脈，對調解現狀的反思，未來的展望，亦是對自身調解心路歷程的回顧與總結。

　　調解的策略之維。調解是一種司法的技術和裁判的方法。調解作為一種訴訟與裁判過程中的工具理性而被運用。失去了調解，司法是否無法啟動和運作？沒有了調解手段的運用，案件的審理與裁判是否無法開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是有了調解技巧和藝術的加盟，法律、裁判和司法都不再那么地冰冷和生硬，而更具人性化。有了調解的潤色，司法變得更加柔和。比如兄弟之間因為債務糾紛而鬧別扭，顯然這種情況下肯定是調解優先，并以調解為主。否則判決不僅不能有效解決問題，還可能埋下兄弟之間不和與仇恨的種子。還有像涉及離婚的婚姻關系的案件更是如此。筆者以前遇到一個離婚案件，女方因為聽說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而氣急敗壞回去與其大吵一架，并因為男方吵架過程中施加暴力而堅決要跟其離婚。顯然這種小摩擦在生活中是難免的，但因為這樣的一個生活小插曲就離婚不僅不利于社會的穩定，亦是讓小孩子最受傷害。后來經過我們三番五次耐心做調解工作，小兩口還是重歸于好。如果我們懶得去調，而是一判了事不僅讓當事人的小孩子無家可歸，亦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為作為社會最基本細胞的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所在。顯然這個時候調解不僅發揮其技術或工具理性的價值，亦證成了調解存在的必然性與正當性。調解更柔性，更柔和。調解策略的加盟不僅有效避免了僵硬適用法律所導致的機械裁判。調解天然所具有的彈性優勢更是彌補了傳統訴訟渠道救濟當事人權利的不足，猶如為傳統司法生命力的延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調解的謀略之維。調解不僅是一種裁判的技藝補充，在鄉土中國，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傳統更是源遠流長。雖然在急速向現代化前行的中國社會開始褪去人情關系編織的差序格局面容，但在廣袤的農村尤其是中西部的農村，調解依然有其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和強大的生命力。在鄉土中國建構的人情社會，調解不僅是一種作為訴訟和裁判的司法技藝補充，更是一種隱性的制度化存在。在相當多的農村地區，很多農民在發生糾紛和矛盾之后并不是尋求法律的慰藉和司法的渠道救濟。而是找個雙方都值得信任的德高望重人士進行說說話與評評理。在鄉村中品性高尚有威望的鄉紳和村委會主任等人士的裁判公信力可能更勝于法官及司法。調解作為系統的糾紛解決渠道在我國可謂源遠流長，調解作為一種謀略和文化存在方式已經深深地嵌入了中國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歷史脈絡中。為何在發生糾紛和矛盾的首要反應是是尋求調解和評評理而非法律的安慰？在鄉土社會中，很可能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相親鄰里難免發生點小摩擦，為了這種點小事情就上法院，與對方站在對立面，下了原告席、被告席之后他們如何回去面對往后的生活？畢竟鄉土化的農村里，圈子很小，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紅白喜事都要碰頭迎面的。為了以后生活的方便不至于尷尬，通過德高望重人士說說話、評評理，調解化解矛盾是在鄉土農村中的最佳選擇。不僅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大家不愿意撕破臉皮，即使是涉及財產糾紛等重大事項，村民可能也會將調解作為首選。其他不說，起碼在糾紛解決成本上，調解遠遠優于訴訟、司法渠道。農民也不傻，雖然沒學過經濟學，但他們也清楚不準備大把的鈔票，別說想打贏官司，就連法院的門都難以踏進來了。（當然這是舊社會的情形，現在這種局面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觀，為了方便百姓訴訟，國家還大幅度得下調了法院的訴訟費）因為立案也是要收費的，請專業律師也是花費的等等。案子還沒贏，可能家里的一點積蓄都可能花光了。即使贏了官司，也可能是輸了錢。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村民選擇調解也是無可厚非的。雖然調解的規則和裁判方法與司法不一樣，但兩者的原理和目的指向還是殊途同歸的。都是裁斷糾紛，化解矛盾。從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調解因為其成本的低廉性在廣袤的農村其制度競爭力應當要遠勝于訴訟或司法的渠道。由此看出，在廣袤的農村，調解可能不是簡單裁判技術或審判手段的輔助工具而很可能是反客為主，作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機制或制度渠道。此時調解已經超越了策略之維而上升到謀略之維深嵌在文化深處與歷史長廊里。

　　調解的戰略之維。調解作為一種謀略或制度選擇，隨著廣大農村的急速工業化、城市化，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解體而開始被解構。最典型的明證是按照一國若有10%的人口涉訴，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訴訟社會的標準，現在的中國正在因為急速的工業化、城市化而大踏步地邁入訴訟社會。訴訟社會的逼近，法院的訴訟迎來了爆炸性增長。這個過程不僅中國在經歷，西方社會亦在其中。在工業化或后工業化時代，調解是一種柔性糾紛解決機制被重新定義和發現。因為我們發現把所有的糾紛和矛盾都推入訴訟軌道不僅是不現實的，亦無法取得足夠令人滿意的效果。將糾紛和矛盾都推入訴訟軌道顯然是有限的司法資源和能力所無法容納與承載的。另外訴訟因為其劇烈的對抗性而導致在訴后，法律的很多功能無法得到實現乃至于零功能或負功能。而調解很多時候在糾紛解決的方式與方法體系上可能與訴訟是相反的。比如訴訟采取的劇烈的法庭對抗和證據收集，而調解注重當事人的充分參與與平等對話，證據和展示顯得不那么重要，而主要是一種內心的妥協與讓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調解與訴訟有功能互補的隱喻。調解傳統的勃興與復歸和>文秘站－您的專屬秘書！<被國際社會的重視顯然是因為調解昭示著司法有激烈對抗向合作型司法、恢復性司法的路徑轉型。調解視野下的糾紛解決與矛盾化解與柔和的，合作的。調解因為更多地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愿，當事人的充分參與和意思自治而更富彈性，有更多回旋的空間和余地。這種可伸縮性的談判與協商在司法者的主導下不僅有助于化干戈為玉帛，更能為司法權威的尊重與認可添色。因為當事人的心悅誠服和內心接納顯然比一判了事的裁判更容易被社會所尊重和認可。調解的這種修復功能有利于重塑司法自身的權威與公信。在刑事審判領域，合作型司法、恢復性司法是目前刑事法領域的重要轉向。而調解所體現出來的參與性、合作性有助于消除訴訟所帶來的>刑法零功能和負功能影響。同樣是犯罪行為，可能在雙方當事人采取合作的態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換得被害人的諒解不僅通過物質彌補安慰了被害人的心靈，更讓被告人看到了生的希望和早日出獄回歸社會的可能。顯然這種合作型的調解是優于司法裁判。迎接訴訟社會的到來，調解作為彌補傳統司法的不足不僅是一種策略選擇，更是與裁判或判決相并駕齊驅的糾紛解決替代機制和戰略。調解視角的中國司法進路是中國為對抗性司法向合作型司法、恢復性司法向國際社會的經驗萃取與智慧貢獻。即在工業化時代，訴訟時代調解依然不會因為訴訟的侵入而消逝，而是作為一種與訴訟互不功能的戰略共同打理現代人的糾紛與生活，促使矛盾得到及時、高效化解。調解因為成本的低廉性、主體的參與合作性及結果的可接受性等訴訟所天然無法具備的優勢而作為一種社會糾紛解決的重要戰略選擇，調解因為更有助于案結事了，促使當事人息訴罷訪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作為一種制度所被認可、重視、接納和延續。調解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視野下與訴訟并駕齊驅的糾紛化解的制度渠道與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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