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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 環境質量三者的聯系論文

時間:2018-07-29 12:26:13 國際貿易 我要投稿

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 環境質量三者的聯系論文

  最初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環境三者聯系在一起的研究是在傳統的EKC理論模型中簡單地加入某些國際貿易變量[1][2][3]。如果開放并不能改變“經濟增長一環境”之間的“倒U型”關系,那么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的環境效應總體為正。這是因為,貿易會帶來增長,更高的人均收入將使得公眾提升環境需求的層次,促進政府嚴格環境管制,從而鼓勵企業使用環保和節能技術并減少排放。

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 環境質量三者的聯系論文

  然而,以往的這些文獻并沒有立足于開放宏觀的視角,忽略了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和環境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4]。通常在一個縮略式的EKC模型中將環境質量定義為由貿易開放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其它一些經濟因素所決定,這意味著貿易和收入都是獨立的外生變量,它們的改變會影響環境,而反之則不成立。然而事實上,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除了直接作用于產出結構外,還會通過規模和技術效應改變環境后果,Antweileretal.[5]將這些稱為貿易引致型規模效應(trade-inducedscaleeffect)和貿易引致型技術效應(trade-inducedtechniqueeffect)。因此在縮略式的模型中我們只能得到貿易引致的結構效應和經濟增長的規模與技術效應凈值①,無法分析國際貿易引致的規模和技術效應,以及對環境的總效應。

  此外經濟增長也會反過來影響國際貿易,例如:波特假說[6]認為當收入水平提高后,政府對環境規制的嚴格會鼓勵創新和技術進步,從而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并改變原有的貿易模式。同時,我們還注意到貿易帶來的收入增加會影響原有對“污染避難所”效應(PHH)的分析。

  盡官Frankel和Rose[7]、ManagiandKumar[8]已經在研究中利用雙邊貿易的引力模型和新古典增長方程作為工具變量將貿易開放程度和收入內生化,但這些研究都是利用一組既包含發達國家也包含發展中國家在內的面板數據或跨部門數據進行分析,并沒有考慮到各國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社會因素的不同,只是簡單假設一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由一組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揭示的歷程來模擬[9]。本文將從一個系統的視角研究經濟增長、國際貿易與中國環境之間的雙向互動效應。具體來說,考慮到生產(收入)的內生性,以及貿易自由化對收入和生產結構的.改變,運用動態調整方程,分析國際貿易對環境影響的長、短期效應和直接、間接效應,從而揭示在開放宏觀下經濟增長、國際貿易與環境之間的復雜機制。

  二、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系統關聯

  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存在著雙向互動效應,它們的系統關聯如圖1所示。首先,國際貿易與人均收入呈現互為因果的關系。貿易自由化使得國內企業面向國際市場而獲得更多的需求規模(規模效應),并通過專業化的分工帶來效率的提升,從而產出擴大、經濟增長[10]。但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一國的要素稟賦呈現動態變化,同時國內需求的形成,都會改變原有貿易的規模和模式。其次,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也與環境規制呈現出互動影響。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為保持競爭優勢,以放任自然環境受到損害為代價,采取寬松的環境規制政策(競次理論”,并淪為“污染避難所”ERE效應)。但隨著經濟增長,收入水平的提升會使普通民眾追求更高的環境質量,促進環境規制不斷嚴格,進而推動環境友好型的技術進步(技術效應)。

  另一方面,寬松的環境規制會形成在污染密集型產品上的比較優勢,當環境規制嚴格后,原有的優勢雖然會失去,但其所帶來的創新和技術進步(波特假說)會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從而改變貿易模式和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由于擁有勞動力資源上的稟賦優勢會在相對比較“清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形成比較優勢,因此貿易自由化也會使得生產結構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清潔”產業,從而有利發揮傳統比較優勢KLE效應)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在描述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之間系統關系的基礎上:首先,擯棄傳統的縮略式環境質量方程,將經濟增長內生化,構建包括經濟增長驅動的環境技術-規模效應和國際貿易引致的環境結構效應的新環境質量方程。其次,利用中國跨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經驗檢驗,根據回歸結果計算出相應的彈性系數,分析國際貿易對中國環境影響的直接和間接效應、長期和短期效應,從而在一個系統中揭示“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環境質量”之間的系統復雜機制。研究發現,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全國及東部沿海省份的經濟增長對環境的技術效應都大于規模效應,同時國際貿易的環境結構效應也將有利于工業污染物排放的減少。

  然而,短期內國際貿易會對中、西部省份的環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隨著技術效應的變大,在工業S〇2上,貿易將減少排放。國際貿易直接驅動型的環境結構效應存在東、中西部的差異,對于全國和東南沿海省份,就工業廢水和工業SO2而言,要素稟賦效應(KLE)要小于環境規制效應(ERE)。但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國際貿易的長期環境效應都要大于短期,這主要是因為,從長期來看,國際貿易間接引致的規模-技術效應將變得更大。

  雖然短期內國際貿易會給中國的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但就長期而言,由于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將直接和間接地改善環境,獲得“雙贏”。然而,這一過程中,關鍵的核心在于國際貿易以及經濟增長對環境規制的改變(如圖1所示),如果環境規制并沒有隨人均收入和產出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那么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就不會超過規模效應。首先,建立環境規制與對外貿易的包容性機制,形成包含環境績效在內的綜合性貿易發展戰略。

  其次,在“最優可行技術”條件下對環境規制進行動態調整,使之與經濟增長同步,形成“嚴格環境規制一促進環境技術創新一再次嚴格環境規制”的良性循環路徑,并且結合其他的政府行為和區域協同政策,引導和刺激環境技術創新和環境規制的空間外溢。最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在雙邊及多邊的國際貿易談判中,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規制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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