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單純的得失美文摘抄

　　第二次犯同樣的錯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錯了，而是你的選擇

　　人生在世，需要吃穿住行、贍老養幼，有得失之心很正常。然而，除了適度的得失之心，也得有“分潤之心”，也就是有能力時，我們必須懂得分利給別人。

　　曾國藩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這個大家庭以祖父母為核心，包括曾國藩的父母、叔父母與其弟弟、弟媳、侄兒、侄女。曾家的經濟來源除了土地上的收入，就是曾國藩不定期地從北京捎回的白銀。這些白銀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上千兩。在曾國藩看來，一個家庭要和睦，那些有能力支撐家庭的人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去除利己之心。一次，他給母親寄了五兩銀子的零花錢，馬上覺得不對，因為沒有給叔母零花錢，于是囑咐家中的弟弟給叔母也送上一份，并且立下規矩：以后自己每年給母親、叔母零花錢各四千文，給每個弟媳各兩千文。曾國藩從來沒覺得一大家子人生活靠他一個人供養有何不公平。其實，曾國藩最初寄給家里的錢，都是在京城向朋友借的。

　　除了無私供養大家庭，曾國藩非常關心遠房親屬與親戚。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做了四川鄉試主考，得到了當地官員所贈予的4700兩銀子的禮金，算上途經之處收受的禮金和朝廷所給的路費，大約有6000兩銀子的收入。在當時，這種收入被視為合法，朝廷不予追究。回京后，曾國藩寄給家里1000兩銀子，囑咐家里將其中400兩銀子分贈親族、親戚。在曾國藩的家書里，分贈親族、親戚銀兩的叮囑比比皆是。

　　當曾國藩的官做得更大些，入了閣學、當了禮部侍郎，他開始思考如何擴大分潤利益的范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自入官以來，好思為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曾氏從衡陽遷居湖南雙峰荷葉塘的第一代祖先）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以贍救二十四都（湘鄉第二十四都）貧民。”此事雖然因為經濟原因沒有辦成，但曾國藩的悲憫之心蒼天可鑒。咸豐元年，曾國藩寫信給幾個弟弟，希望家里捐出二十石稻谷，并且勸附近的富家也捐出一些谷建立社倉。夏時借給貧戶，秋冬月收還，利息一分，即一石多還一斗。曾國藩希望將這個社倉做成數百石的規模，他覺得有了這樣的社倉，境內便可無饑民。社倉雖然要收利息，但貧民其實是合算的，因為清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夏糧價格常常是秋冬季的兩三倍，何況，收取的利息也是用于今后的救濟，曾氏一族并不借此獲取任何收益。曾國藩是以書生入仕的，渾身滲透著傳統文化的味道。他堅信“盈滿則虧”，覺得聰明不可以用盡，福不可享盡。因此有了利益，自己得一份，也要給周圍的人一份。

　　曾國藩非常愛自己的兒女，因為愛，他希望他們人人上進、個個有出息，而不是依靠他這個當父親的手中的權和口袋里的錢。分潤于人，其實就是要逼著兒女們日后主動自立。道光二十九年，他在致弟弟的一封信里說：“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錢財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孳，后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曾氏后人之所以代代自強不息，與他的這種財富觀是直接相關的。

　　人不是一個孤島，他必須與他人發生聯系，別人有了困難，我們出手相助，可能大家都不再困難；別人遇了危境，我們坐視不管，下次我們遇到同樣的情況，也不會有人救援，所謂“人饑己饑，人溺己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曾國藩善待大家庭成員與親族、親戚、周圍的人，也是源于悲憫之心。

　　事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單純的得失，有的事你看似得了，其實已經失掉；有的事你看似失了，卻有意想不到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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