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讀書筆記
《資治通鑒》卷十六?漢紀八之“七國之亂”，講述了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錯向漢景帝提出“削藩策”，導致“七國之亂”，最終被景帝“丟卒保車”，腰斬于長安東城。讀了這段歷史典故，使我對晁錯頗有感觸。
一、晁錯其人。晁錯（公元前200—前154），潁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漢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年學申商刑名之學，后以通曉文獻大典故任太常掌故。漢文帝時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處接受《尚書》的傳授。詔以為太子舍人，歷任博士、太子家令。他除了輔佐太子外，還對當時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提出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大都切合實際，見識深刻，不但在當時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以后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貴粟疏》和《舉賢良對策》等，都是當時杰出的政論文。晁錯的經濟思想，散見于《漢書》的《食貨志》、《爰盎晁錯傳》等篇。因而晁錯深得太子（即后來的景帝）寵信，號稱為“智囊”。景帝即位后被重用，先為內史，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升遷御史大夫。從此，晁錯位列三公，位高權重，曾多次上書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減諸侯封地、重農貴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削藩策》，也正是這個著名的《削藩策》給晁錯帶來了殺身之禍。
二、晁錯之死。晁錯的《削藩策》指出，高祖封同姓王，僅齊、楚、吳三個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皇帝的權利越來越小，這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皇帝的統治地位不利。因此，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余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晁錯特別指出危險性最大的吳王劉濞，先前因為吳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來的景帝)下棋時被打死，吳王就心懷怨恨，假說有病，不來朝見，按法律本應處死；文帝不忍治罪，賜給幾杖，恩德極厚。但吳王不改過自新，反而更加驕橫放肆，公然開銅山鑄錢，煮海水熬鹽，招誘亡命之徒，蓄謀反叛作亂。晁錯認為，對于吳王劉濞，削他的封地會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禍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遲，禍害就大。這個《削藩策》一提出來，立即在朝廷內引起極大震動。景帝下令，讓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議論，大多數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錯的，因此沒有敢公開表示反對；只有竇嬰(皇太后的親戚)公開站出來表示反對，同晁錯爭論起來，從此他們之間就結下了怨仇。最后，景帝覺得晁錯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
朝廷討論削吳國封地的消息傳到吳國，劉濞就策劃發動叛亂。他先派中大夫應高到膠西王劉印那里去密謀，約好以聲討晁錯為名，共同起兵，并奪天下，“兩主分割”。劉濞聽了應高的回報，怕劉印翻悔，自己又喬裝打扮，秘密到膠西，親自與劉印訂立了叛亂的盟約，劉印又發使串連齊地諸國，劉濞發使串連楚、趙諸國，相約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吳王劉濞首先在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起兵叛亂，并向各諸侯王國發出了宣言書，以“清君側”為名，攻擊晁錯“侵奪諸侯封地，專以劾治污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之禮對待劉氏骨肉，所以要舉兵誅之”等等。同月，膠西王劉印帶頭殺了朝廷派到王國的官吏；接著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進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國之亂”。
吳楚等七國聯兵反叛，以誅晁錯為名，使晁錯的處境十分危險。一日，景帝正與晁錯商議調撥軍糧的事，竇嬰請求景帝召見袁盎。景帝召見袁盎時，晁錯也在坐。景帝問袁盎：“你曾經當過吳相，現在吳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說：“不用擔擾，一定可以破吳。”景帝說：“吳王近山采銅鑄錢，煮海水為鹽，招引天下豪杰，頭發都白了，還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劃得十分周密，他會這么做嗎？你有什么根據說他無能為力呢？”袁盎說：“吳王鑄錢、煮鹽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誘呢？假如吳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會幫助他做正當的事，而不會反叛了。吳王所招引的，都是些無賴子弟和私鑄錢幣的亡命之徒，所以他們互相勾結作亂。”這時，晁錯插話了：“袁盎你策劃個好辦法出來!”景帝也問袁盎：“你有什么對策？”袁盎趁機說：“請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獨留晁錯在場。袁盎說：“我所講的話，臣下都不該知道。”景帝只好讓晁錯也退下。晁錯退到東廂，心中十分憤恨。袁盎對景帝說：“吳楚所發書信，說是晁錯擅自抓住諸侯過錯，削奪封地，因此以反為名，要殺晁錯，恢復原來封地就罷兵。當今之計，只有斬晁錯，派使者宣布赦免吳楚七國，恢復被削奪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統統罷兵。”袁盎這番話，完全重復了吳王劉濞叛亂宣言中的“清君側”的策略。景帝沒有識破它，同時也因為吳楚兵勢大，心中害怕，就聽信了袁盎的這番話。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說：“且看真實情況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說的那樣，為了對得起天下，我不會愛惜某一個人。”這實際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張，準備以犧牲晁錯的性命來乞求吳楚等國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裝，出使吳國。
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張歐、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嘉聯名上了一分彈劾晁錯的奏章，指責晁錯提出由景帝親征、自己留守長安以及作戰初期可以放棄一些地方的主張，是“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應該把晁錯腰斬，并殺他全家。景帝為了求得一時茍安，不顧多年對晁錯的寵信，昧著良心，批準了這道奏章。只可惜，晁錯本人還完全蒙在鼓里呢!
那一天，景帝派中尉到晁錯家，傳達皇帝命令，騙晁錯說讓他上朝議事。晁錯穿上朝服，跟著中尉上車走了。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忽然拿出詔書，向晁錯宣讀，這個忠心耿耿為漢家天下操勞的晁錯，就這樣被腰斬了。忠臣無罪，慘遭殺害，這真是一個歷史悲劇啊!
三、晁錯之錯。景帝殺了晁錯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職出使吳國，告知已殺晁錯，并恢復被削封地，要求吳王退兵。這時劉濞已打了幾個勝仗，奪得了不少地盤。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見劉濞，要他拜受詔書。劉濞狂妄地大笑說：“我已為東帝，還拜什么詔書？”于是不肯見袁盎，卻把他留在軍中，想讓袁盎參加叛軍，任命他為將領，袁盎不肯。吳王劉濞就派一名都尉帶五百兵把袁盎圍守在軍中，還想把他殺了。袁盎得到消息后，連夜逃出吳軍營地，最后回到長安，所謂“清君側”的騙局也就大白于天下了。事實證明晁錯的《消藩策》是正確的，后來，漢武帝完全按照他的辦法實施了國家體制變革，廢棄了郡國制，建立了郡縣制，使中央集權和大漢王朝的統治地位得到了加強和鞏固，使中國的社會制度向前發展了一大步。然而，這一史實的正確性卻是用晁錯及其家族的人頭來證明的！代價何其之大矣！
一個博學多才、忠心耿耿的思想家、政治家為何被錯殺？晁錯何錯之有？我自認為有四種原因。其一，晁錯之錯就錯在《消藩策》的不適時宜。中國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場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而漢代的政治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為、一動不如一靜、以柔克剛。但晁錯則不一樣，由于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他喜歡以動制靜，以剛克柔，大刀闊斧搞變革，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的意見和建議，并更改了漢朝法律30條。這已經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了，如今又提出消藩，更是“大逆不道”之舉。他的這一主張，觸動的是皇親國戚的利益，處在當時的國家體制——郡國制，諸侯國君皆為皇帝血親，晁錯的《消藩策》毫無疑問要制造并激化皇室家族矛盾。哪怕這個《消藩策》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也是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和國情不適宜的，與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逐漸削弱的辦法相比，不免有些過急、過硬。所以，晁錯的主張一提出來，就遭到了朝廷內外眾大臣和諸侯王的強烈反對。其二，晁錯之錯就錯在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文帝時期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系就不好，《史記?晁錯列傳》里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晁錯為什么這么不得人心呢？第一個原因是樹大招風，惹人嫉妒。漢景帝繼位以后重用晁錯，使他得意忘形、趾高氣揚。他仗著漢景帝信任，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革這個，明天要改革那個，而漢景帝又言聽計從，都采納他的建議，朝中的大臣們就非常嫉恨他。第二個原因是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三個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即嚴厲；“直”即剛直；“刻”即苛刻；“深”即心狠。一個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的人，怎么能討人喜歡呢？所以，晁錯的政敵太多，就連一些忠臣也不與他為伍，更何況那些小人呢？可見，晁錯在朝廷中實際上是非常孤立的，沒有人為他說好話，以至于最后有人提出誅殺晁錯時，也沒有一個人替他說一句話。其三，晁錯之錯就錯在一往無前、奮不顧身的性格。晁錯強行削藩，把自己放到了眾矢之的危險位置上。他的父親非常害怕，急急忙忙地從潁川老家趕到長安來勸晁錯，說：“皇上剛剛即位，你在朝廷當政，侵削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親疏遠，引起大家的怨恨，你這是為什么呢？”晁錯態度十分堅定，說：“必須這樣做呀！否則，天子就沒有尊嚴，國家就不得安寧。”父親無奈，感嘆地說：“劉氏王朝當然是安寧了，但是我們晁家卻危險了，我還是離開你回去吧!”這位老人不忍眼睜睜看著大禍臨頭，于是回家服毒自殺了。其實，晁錯本人何嘗沒有感到危險呢？不過，他為了天子的尊嚴、國家的安危，已經把個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這也充分說明晁錯是一個忠心耿耿、深謀遠慮的人。作為一個學者，執著、堅定、認死理是非常可貴的，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回的時候迂回。一個政治家不僅要考慮一件事情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而晁錯只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他認為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而且還要大刀闊斧地做。至于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也不考慮，做出問題來了怎么辦他更沒有考慮，以至于惹出“七國之亂”，招來了殺身之禍。其四，晁錯之錯就錯在太相信皇帝。晁錯自認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國家，都是替皇帝著想的，絕沒有半點私心；他對皇帝對國家忠心耿耿，為了皇帝和國家的安寧，一往無前，奮不顧身，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提出的一切意見和建議，都是正確的，為國家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別人不知道，皇帝是知道的，關鍵時候皇帝是會保護他的。錯矣！他沒想到，政治是變化無常的，政治是殘酷無情的。文帝、景帝雖然在歷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但當危及到皇帝自身安危時，他們也是會“丟卒保車”的。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干成一件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大事，沒想到欲速則不達；他也太個人英雄主義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個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要有后盾的。他沒想到孤軍奮戰，既無后援也無后盾，朝廷的大臣不幫他，最后皇帝也不幫他，甚至舍棄了他。他太相信皇帝了，這就是歷史的教訓！這就是晁錯之大錯矣！
晁錯之死發人深省。雖然有人認為晁錯之死還有他最后出的“兩個餿主意”，引起景帝的懷疑，才最終促使景帝下令殺了他。但我認為那不過是皇帝要殺晁錯的借口罷了！讓我們認真吸取歷史的教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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